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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:诗歌正在慢慢恢复生机  

2016-12-02 16:12:15|  分类: 报刊摘萃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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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:

诗歌正在慢慢恢复生机

2016-12-01 09:53 | 天津日报

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:诗歌正在慢慢恢复生机 - 江蘇羅會清—羅氏傳媒 - 中華羅氏傳媒網

罗振亚

        在青灯黄卷间 守护精神家园

        1916年8月23日,白话文的倡导者、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,写了一首题为《两只蝴蝶》的诗:“两只黄蝴蝶,双双飞上天;不知为什么,一个忽飞还。剩下那一只,孤单怪可怜;也无心上天,天上太孤单。”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首白话诗,刊载于1917年2月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标志着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拉开了大幕。

        从1987年1月第一篇论文《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》,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杂志发表算起,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在诗歌学术道路上已跋涉近三十年。2006年,罗振亚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,在他的带动下,一批研究诗歌的青年学者、博士慢慢形成了一股力量,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诗歌研究的重镇,最近,他又牵头成立了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与诗结缘,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幸运。它让我不谙世故,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;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,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。它教我学会了感谢,它教我在人生路上走得淡泊自然,走得快乐永远。”罗振亚说。

        生于东北乡村的罗振亚,爷爷是教私塾的先生,家里存了一些书,父亲虽然不认识多少字,但记忆力特别好,常爱背一些古诗、民谣。从那时起,罗振亚开始偏爱分行的文字。他读大学时正是朦胧诗在校园盛行的时代,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杨炼等诗人影响了一批年轻人,徐志摩、戴望舒、胡也频等人的诗集也重新出版,罗振亚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大学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黑龙江黑河一所专科学校教书。工作并不紧张,让他有了大量时间阅读;学校地处偏远,让他倍感孤独,这样一种情感状态促使他疯狂写诗,获得过当地的创作一等奖,出了诗集。

        两年后,罗振亚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,副导师吕家乡先生是研究现代诗歌的专家,分到他名下的罗振亚自然而然开始研究诗歌。他的硕士论文《严肃而痛苦的探索:论四十年代的“九叶”诗派》发表在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上,得到了负责编辑这篇稿子的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肯定。

        研究生毕业后,他回到哈尔滨师范大学教书。在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》。这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本研究现代主义的书,“九叶”诗人之一、诗歌批评家袁可嘉先生与罗振亚联系,对这本书赞赏有加,专门写了书评,发表在《书摘》杂志。老一辈诗人的品格让罗振亚感到特别温暖。

        2000年,罗振亚到武汉大学读博士,选的题目就是《朦胧诗后先锋诗的研究》,视角完全转向当代。“研究当下状态的诗歌难度很大,因为这些诗不一定真能留下来,但如果不及时跟踪的话,有很多可贵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谈到自己这些年与诗歌有关的历程,罗振亚说,诗歌研究很寂寞,但其中也不乏快乐。“诗歌研究难度比较大,对研究者的要求太高,对诗歌的肌理、特质,包括想象方式要特别熟悉,同时自己还要有学养,有深厚的知识底蕴、分析能力、表述能力。很苦,青灯黄卷。有时也是挺失衡的,但回头想还是值得。我父母是农民,承继下来一种本分,研究诗歌是我的立身之本,而且,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时代守住一片精神园地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以人性与心灵作为书写对象 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

        记者:您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关于新诗的成就估衡问题,我赞成陆耀东先生的提法“六分成就,四分遗憾”。新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。且不说它用一百年就走完了西方诗歌几百年才走过的路程,也不说在现代时段,新诗在每一次文学运动中都打头阵,流派繁多,最富于个人的创造性,与时代脉搏扣合得最紧,对西方艺术思潮的感应最敏锐。仅仅是新时期的成绩就令人刮目,这期间多数诗人都能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,以人性与心灵作为书写对象,又能执着于人间烟火,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从美学角度来评判,新诗是否具有超越古诗的可能性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朱光潜先生认为与古诗相比,新诗给人一种一览无余之感,缺少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胜境。但朱光潜先生的判断也有悖于历史的真实,他这样指认是因为有一个辉煌的古代诗词潜在参照系存在。其实,新诗和古诗是不能硬性比较的,文学创作不像拳击比赛,非得一方把一方打下去才行。大河奔腾是一种美,小溪潺潺也是一种美,不能以这种美偏废另一种美,每一种美都有它存在的权利与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新诗师承于西方诗歌,甚至认为新诗和古诗是对立的。在您看来,一个诗人的古典文学修养,到底能对其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很多人误以为新诗和古典诗歌无缘而对立,其实这是错觉。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,除了天分、生活的根基外,传统的滋养是不可或缺的。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就已经有很多诗人力求结合西方影响和本土资源,做民族化的创造,90年代这一特征更为突出。我个人觉得,一个诗人有深厚的古典修养做支撑,才能摆脱对外来影响的搬弄和模仿,走向艺术自立和创造。对待传统最可取的态度是不死守,也不完全背离,既能合理吸纳又不为其限囿,把传统的因子化为自己的艺术血肉。在这方面,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辛笛、郑敏、余光中、舒婷等众多成功者的经验,已为新世纪的诗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您如何理解诗歌最本质的存在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正如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,几乎所有文学艺术的最高层次都是哲理。在某种程度上,诗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,仅仅是情感的抒发,而更是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。它的起点恰是哲学的终点。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冲击力,必须先凝固成哲学,再呈示出来。诗歌的基本特点是通过意向去表达,为情感寻找一个恰当的对应物,在物化中找到精神寄托。如果诗的肌体失去了哲学的筋骨,自然也就失去了深刻度与穿透力。

        诗的魅力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天赋灵性。它比不得小说、戏剧等叙事文学品类,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与功夫奠起成功的底座。它更讲究天分,没有天分或天分不足者即便诗集等“膝”,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二三流的诗匠。真正有天赋的人,哪怕只写过几首乃至一首诗,也会声名俱佳,影响广远。

        诗歌不该不食人间烟火 网络改变诗人思维和心态

        记者: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只有诗人才会读诗,诗歌的读者在哪儿?为什么诗歌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低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诗歌曾经有过黄金时代。在中国,很长一段时期诗歌都是文学的中心,处于主流位置,特别是在古代。近代以后,小说慢慢发展,取得了更高的地位。到了新文学阶段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艾青那一批诗人,五六十年代的贺敬之、郭小川,七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舒婷、北岛,大家也都非常喜欢。这些年诗歌受关注的程度下降,有很多原因,比如文学的分化,读者的分流,所有的文学影响力都在减弱,诗歌更严重。诗歌带不来效益,甚至不如小说、散文,还可以挣点儿稿费。当然我觉得把诗歌受冷落仅仅归之于外力,没法令人信服。还是诗歌内部出了问题,诗人本身出了问题,文本出了问题。原来的诗人受人尊重,这些年有人骂诗人是精神病、疯子,我觉得这是不对的,这样做本身就是对诗人的贬损,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诗人的人格、行为方式是不是有些不妥?是不是能让人接受?很多诗人都应该反思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现在诗歌离现实、离大众读者越来越远,真的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。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这种不食人间烟火有几种走向,一是搞纯粹的诗歌,像当年海子的一些诗,写得再美,和老百姓离得远,老百姓就不看;二是虽然和世俗的日常生活对应,但完全是个人情感和感觉的书写,这和读者有什么关系?还有一些诗人走技术路线,把写诗当成技术活儿,搞各种实验,把诗歌变成实验场,根本不考虑诗歌的情感和思想,也非常可怕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这些年的诗歌事件绝大多数与互联网有关,比如诗人圈子里各种网络论战,诗歌写作软件的开发,赵丽华、余秀华等诗人的走红,您认同这种传播方式吗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近十年网络对诗歌的传播力度很大,最主要的影响是改变了写作者的思维和心态。网络写作的出现把以前的写作霸权、话语霸权解构掉了。在网络的虚拟世界,人人可以卸下职业抒情者的面具,加入诗歌写作的“假面舞会”,像隐身人一样恣意狂欢,诗歌成了传播迅疾的一次性消费的流行艺术。不可否认网络对诗歌发展的促进作用,但网络写作也存在一些弊端,一些好诗被发掘出来的同时,一些非诗、伪诗、垃圾诗也鱼目混珠地面世了。写作的即兴性和高速化,使它的表达过于随意、急躁、粗糙,帖子、段子、卡通式的游戏文本泛滥成灾,过度明白、冗长、散化的传达,不但无法整合语言和经验的复杂关系,就是和诗歌原本应该含蓄凝练的要求也相去甚远。网络很多诗歌需要甄别,好诗很少,被埋没在大量诗歌垃圾里面。对这种书写方式的革命应该辩证地去看,要保持清醒的评价。

        诗歌是寂寞的事业 只要人类情感存在诗歌就不会死亡

        记者: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很多人通过诗歌走上了文学之路。那时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以及流行歌曲都非常多,现在一首诗,甚至一首歌曲的歌词都很难深入人心了。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那时写诗几乎成了热爱文学的人们最初必修的功课。当年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满大街都在传唱,那时候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、看书、听歌,现在娱乐渠道太多了,注意力被分散,真正能和书本在一块儿的人就越来越少。有人讲诗是贵族的东西,我也不认同,诗歌虽然是小众化的,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诗歌就没有了灵性,当然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诗歌也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不太热闹,其实可以说是诗歌发展的常态。写诗、评诗、研究诗,都不要搞得太热闹。诗歌本身就是寂寞的事业,太热闹就背离了它的本意,它的初衷。我对诗歌不悲观也不乐观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您觉得当下中国诗歌存在哪些问题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我们现在优秀的诗人不少,单打独斗也不错,但大诗人少,也是一种遗憾。看一个国家的诗歌、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发达,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,天才代表,有的话,就是发达的、繁荣的。我们还有大部分诗人在写诗的过程中完全跟着感觉走,缺失理性的控制,所以用笔很随意,甚至是一种完全放任的状态,这在某种程度上说给诗歌带来了伤害,诗歌的品质会下降。真正热爱诗歌的人应该有所克制,有所自觉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:您觉得诗歌在目前及未来的前景如何?

        罗振亚:我认为,只要有人类情感存在,诗歌就不可能死亡。新世纪这十几年诗歌慢慢恢复了一些生机,读者慢慢回来了一些。诗人懂得伦理上的承担,用诗歌去表现什么、承载什么,把诗歌真的当回事,写得很严肃,这样的诗人,他的诗歌品质就相对很健康。所以这些年有些诗人,有些文本还是让人肯定的。文学史的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,几千年来留下的诗人也就几百位,大诗人到不了一百位,而我们的新诗发展不到一百年,我们和新诗还没有拉开必要的时间上的、空间上的,乃至心理上的距离。经典的确立需要一个时间上的长度,所以在时间还没完全拉开距离之前,经典不可能尘埃落定。我们现在诗人作家数以千计,数以万计,作品更是多到没法数,再过若干年,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,真正的经典就会凸显出来。

罗振亚谈天津诗坛

天津诗人 和而不同

● 天津新诗有独立的属性

        天津临海多沽,有水的灵性,诗歌流脉一直没有中断过。到了新诗时期,基本上跟全国同步,甚至有些诗人超前了一些。比如李叔同,他的诗不一定是纯粹的新诗,但有一种新诗萌芽的东西在里面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天津有些诗人,比如穆旦,他的沉雄峭拔,他的智慧,在当时全国诗坛独树一帜。虽然因为各种原因被遮蔽,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初,人们还是恢复了他应有的位置,肯定他是“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”。第一人可能见仁见智,但我觉得把他放在20世纪重要诗人群落是没问题的。

        几乎是与穆旦同一时期,天津还有一位重要诗人——鲁藜。虽然就我个人来看,鲁藜优秀的文本不是很多,但作为诗人,有那么几首特别像样的就够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读李白,过了十首之后,还能找出来吗?包括徐志摩、戴望舒、冯至,也都是各有三五首特别好的。鲁藜的《泥土》,以及写延安的一些诗歌,都很有特色。

        当代天津的工人诗人在全国有自己的位置。包括白金、刘中枢、冯景元,特别是林希,他是小说家,但他的诗歌品质很高,他的《无名河》《你曾经是我的舞伴》写出了受难者灵魂的颤动,有生命的痛感,让人回味。还有伊蕾。原来我们觉得天津诗歌有一段时间很平稳,伊蕾改变了这种印象。她的《独身女人的卧室》等诗歌和国内先锋诗人的取向是一致的,甚至在女性诗歌中走得比较超前。到现在为止,她的诗歌的影响力依然存在。再往后还有年轻一些的诗人。从群落角度看,天津诗坛几代同堂,阵营壮观,如果整合得好,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。

● 天津诗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

        第一个特点,天津诗歌在东西方文化的双向启迪下,传统与现代结合,形成了创新。租界文化在天津一度比较发达,加上码头文化、海洋文化的影响,体现在艺术方面,形成了在求稳基础之上寻求突破的特色。比如穆旦的《五月》:“勃朗宁,毛瑟,三号手提式,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……”诗中有乖谬的心理分析,纯工业化的意向,西方味十足,是典型的现代派写法,但背后又有传统的、自屈原以来的中国诗歌的忧患之思的折射或渗透。伊蕾的诗确实新潮,但她骨子里还隐约可见传统的、闪光的东西,她写现代女性的灵魂,但有传统意识,传统美感。

        第二个特点,天津诗歌基本走的是物化的抒情路线,但在此基础上对诗歌本体的东西有自己的探索。像鲁藜的《泥土》,通过“泥土”这个物象来说明一个道理,写出一种生命哲学。冯景元有些诗中对人生、生命、社会现实的思考,写朋友的诗中对人际关系的思考,都给人一种理性的启迪。朵渔在这一代人中被认可,也是因为他的写作回归了内心,用艺术化的方式沉淀了对人生、社会、现实、历史等多维度的思考。

        第三个特点,天津诗歌个人化风格明显。个人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多元化。诗歌是纯粹的精神个体活动,天津诗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方式、感知方式、表达方式,甚至在语言符号的追求上都在使用个人化元素。穆旦的诗很深邃;鲁藜的诗明快而富有哲理;白金的诗给人一种热度,一种向上的力量;伊蕾的《独身女人的卧室》是心灵独白,与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·普拉斯是一致的,但又形成了自己的色彩和风格;朵渔、徐江也都有自己进入诗歌的方式。这是文学创作最理想、最健康的生态——和而不同。这些年天津诗歌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,但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向上的。已经举办过两届的天津诗歌节,在某种程度上对天津诗歌力量的凝聚,也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编辑:罗会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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