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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中国文坛108岁最年长的上海女作家罗洪  

2017-03-02 18:49:27|  分类: 名人轶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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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洪:有人说我的小说

比冰心等人好一点,我不赞同

2017年03月02日 08:40:47
来源:上海纪实 作者:许平

【编者按】2017年2月27日凌晨,上海文坛最年长,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,因病于徐汇区中心医院安详离世,享年108岁。本文为对罗洪先生的追忆,原发表于上海纪实微信公众号。《上海纪实》为专注于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传记文学的电子期刊,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,依托华语文学网每季度末出版。

2013年春节前,我看望罗洪先生,她103岁了。

那天道堵,耽搁了时间。到点不见我,罗洪着急,着保姆林阿姨给我电话,问路上平安吗?林阿姨对我说,侬哪能还没到?每趟侬来,罗老都开心得来,今朝中觉又不好好交困,一点钟就起床坐在沙发上等侬哉。

别样的情感袭来,我说不清是晚辈对长辈的濡慕之情,还是淡如水、深如海的忘年之好。

掐指算,哪一年我的世界里有了罗洪?

第一次见罗洪,是在1989年上海市松江文联的成立大会上。那天她坐在主席台上,以顾问的身份。那会儿我不认识她。别人告诉我,她是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,松江人。我脑子里立即跳出冰心和丁玲。那次我远远地看着她,小小的影儿,印象是模糊的。

第二次见罗洪,时隔至少10年。大约是2000年,也是松江文联的活动,在松江的红楼宾馆。红楼馆俗称小红楼,20世纪30年代建。那天罗洪很兴奋,围着小红楼转了两圈。后来知道,罗洪与小红楼有不解之缘。她和丈夫朱雯曾请巴金到松江玩,到过小红楼。那时候小红楼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符号,文人骚客但凡到松江,都爱去小红楼谈古论今吟诗歌赋同沐书香以结交知己。那天别人告诉我罗洪已经90岁了,我不相信。我说,走路那么快那么稳都不用人扶,哪有90岁!那天我与她同桌共进晚餐,近距离地待了一个小时。瘦小、慈祥、面善,还有一口浓郁的乡音,我的记忆里从此有了她。

第一次采访罗洪,是2002年的秋天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,我坐在罗洪先生的客厅里,和她面对面地说着聊着,唠叨着一些过去的、现在的事,说到开心处,罗洪会张着嘴发出笑声,笑容随缘而自然,很能感染人,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乐。彼时彼刻,我一点儿不觉得我在采访罗洪,真的,那样的话,气氛就会显得太正式了,就一定没有了那种随意和轻松。我很喜欢当时的氛围,感觉就跟姥姥唠嗑似的。

罗洪客厅的窗外是阳台,阳台的下面是天井,阳台和天井被茂密的绿树环抱,被淡雅的桂花香笼罩,没有了大都市的喧嚣,也没有了大上海的沸腾。这是上海某一角落里的普通的阳台、普通的天井、普通的早晨,很安静,很清闲,很温馨。

罗洪为我开的门。她笑意吟吟地说“欢迎侬来”的时候,我依然不相信她的高龄。

进门,落座。罗洪张罗着为我倒茶。这让我坐立不安,我说:“罗老,我哪能让您倒茶,这不行的。”罗洪用手示意我坐着,说:“侬不要客气,侬不晓得茶叶摆在哪里。”说完,转身去取杯子和茶叶。

那天,罗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,外罩一件灰色的涤纶马甲,斑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。记得那天罗洪也为自己倒了一杯茶,因为我看到她杯中的热气袅袅上升后,先在空中旋转几圈,然后再慢慢地散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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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百岁时的罗洪

罗洪的故事就随着那袅绕的雾气渐渐地延伸开来。

1910年11月19日,上海松江一户姚姓人家添了一个女婴,取名姚自珍。自珍的父亲是留日学生,学西医,后中途辍学回国开办了松江第一家西医诊所。为人解病祛痛之余,自珍的父亲常沉浸在书墨之中。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,自珍从小就爱上了读书,尤其是中外名著。巴尔扎克、雨果、莫泊桑、罗曼·罗兰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鲁迅、茅盾、冰心等,成了她崇拜和敬仰的偶像。因为太喜欢罗曼·罗兰的小说和画家洪野的画,姚自珍为自己改名罗洪。

“那个时候,我看了很多。印象比较深的是《黑人吁天录》,我很同情黑人。后来才渐渐迷上了中外文学名著。往后中国有了许多新文学杂志,这些杂志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比较新潮的题材,它们开阔了我的眼界,也开阔了我的心胸。这样,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。”

1929年,对文学很感兴趣的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,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,这时候,她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1930年,罗洪无意间看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的旬刊《白华》,竟立刻喜欢上了它,便将自己的随笔《在无聊的时候》寄去。不料,《白华》恰在那时停刊了。主编朱雯看了《在无聊的时候》,觉得挺好,便推荐给《真善美》杂志。不久,罗洪的文章变成了铅字,这是她第一次发表作品。

一篇《在无聊的时候》成了罗洪和朱雯的介绍人,两人就这样相识了。当时,朱雯在苏州,罗洪在松江,相隔两地,通信便成了他们联络沟通的唯一方式。他们在信上探讨文学,探讨写作,慢慢地,他们探讨出了感情,探讨出了爱情。1932年,两人在上海结为伉俪。

时隔70年,罗洪谈起当年的婚礼,仿佛就是昨天的事。

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一条路叫三马路(今汉口路),也不知有谁还能记得这条马路上有个孟渊旅馆?时光带走了曾经的今天,当年即使是穿着开裆裤的孩子,如今也已经七老八十了,天翻地覆谁能得知?

当年的孟渊旅馆,或许很不起眼,或许很普通,所以谁会去记得它呢?可是,就是这个孟渊旅馆,在1932年的某一天却忽然热闹了起来,一代作家朱雯、罗洪的婚礼炮仗在这儿蹿上了天空,发出了喜庆的响声。巴金来了,施蛰存来了,赵家璧来了,赵景深也来了,大家相拥相抱,祝贺新娘新郎。喜气洋洋之中,不知谁问了一句:“怎么沈从文还没来?”新郎闻声掏出一封信,说:“沈先生在北方,来不了了,这是他发来的贺信。”于是,大家争着抢着看贺信,读贺信,欢腾热烈的场面,惊得三马路上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“婚礼是婆婆执意要办的,婆婆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,她固执地认为结婚就得行礼以告亲友。那天真是老闹猛的,来了许多人。

“我们的新房就在辣斐德路现在叫复兴中路的桃源村里,邻居有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电影演员王莹,那时她正在暨南大学听戏剧家洪深的课,她说准备自己写剧本。”

“那房子现在还在吗?”我问。

罗洪摇摇头,说:“早就没有了。早些年我曾去过,那儿变化老大的,不认识了。现在我都好多年没去那地方了……”

罗洪讲到这儿,忽然眯起了眼,回味着什么。

婚后的罗洪恪尽温柔,每晚烧好饭,拧亮屋里的灯,然后坐在桌前等着丈夫回家。而多半,她的邻居,王莹的脚步声总是先于朱雯……那时的罗洪只要丈夫晚回家,就有些担心,就特别注意屋外的动静,一听到脚步声,就会去开门,可多半不是她要等的人。

我并不能真正知道那时的上海滩。老人们都说,那时的上海是对酒当歌、醉生梦死的上海。从影视作品里看,那时候的街道两旁都是法国梧桐树。春天和夏天,梧桐树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,为行人撑起一把巨大的伞;到了冬天,梧桐树叶迅速地变黄变枯,在冷风中漫天飞舞,远远看去,干裂斑驳了的树皮就像一幅抽象画。

罗洪告诉我,抗战爆发不久,她和朱雯离开上海,辗转数千里,最后在广西桂林落脚。1938年底,他们回到上海,上海那时成了孤岛。1943年12月,他们又离开上海到了安徽屯溪。抗战胜利后,她回到上海,接编《正言报》的副刊《草原》。1946年秋天,她担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,主讲副刊编辑的课程。这期间,她辞去了《正言报》副刊编辑的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和徐汇女中任教。1951年,她参加上海文协创作队,寒假和暑假则去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。后来她离开学校专心写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她是《文艺月报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收获》的编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她遭到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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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9月,上海。前排左起:赵景深、徐调孚、叶圣陶、善秉仁、朱雯、罗洪。后排左起:唐弢、范泉、梅林、臧克家、孔另境、高尔康、赵尔谦。罗洪说,“也就剩我了。”

“统统过去了,没啥讲头了。”关于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有关的那段历史,罗洪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,而我却从这一语之中听出了几多的无奈、几多的遗憾。我想问,又不忍多问。我知道,重述那段历史,无疑让她重新回到那个年代,毕竟,那段历史饱含了太多的狂风暴雨,甚至是惊涛骇浪。

那天罗洪坐在沙发上,她的脸在阳光里泛着笑意,安然平和,使我不能把她和怨恨连在一起。我端详着她的笑容,很感动地想:这安然平和,是她跨过那么多的沟沟坎坎之后的一种从容一种豁达,这种从容和豁达包容一切,是大多数人没有的。有了这种安然和平和,还有什么是她不能逾越的呢?

罗洪愿意说她早些年的朋友:吴健雄、丰子恺、巴金、萧珊……

世界著名科学家吴健雄是罗洪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。寒暑假,她们在各自的家乡给对方写信,以此慰藉彼此的思念之情。罗洪说,那时为了省钱,她俩用练习簿当鸿雁,一个将心里话写在练习簿上寄过去,一个再在上面写些悄悄话寄回来,一个假期至少要用掉两本练习簿。“为什么要用练习簿,而不用信纸呢?”我疑惑地问。“因为练习簿可以当印刷品寄,邮费比寄信便宜啊……”我好奇了起来:“那练习簿还在吗?”罗洪笑了:“侬想看是哇?我也想看呵。可是,老早就没了,动荡年代里丢失的,蛮可惜。”

和丰子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,罗洪说她已记不太清了。但记得抗战前丰子恺在上海,罗洪在上海开明书店见到过他,还请他画了一幅漫画。罗洪很喜欢那幅漫画,保存得好好的。可惜八一三抗战爆发后,那幅漫画连同罗洪其他的书画一起被毁了。那年,罗洪和朱雯到达桂林,听说巴金住在某家旅店,便风尘仆仆地赶到那家旅店。两人正低着头看旅店牌子上的旅客姓名,忽而觉得有人站在他们的背后,一回头,罗洪和朱雯异口同声地叫道:“丰子恺!”意外的相逢,让三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。当时的场景、丰子恺的笑容、朱雯的欢腾,罗洪说至今历历在目,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似的。丰子恺说他到桂林投奔朋友,没想到却与两位作家相逢,真是有缘啊。罗洪高兴地应和着,是啊是啊,有缘千里来相会啊。罗洪说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丰子恺请客喝酒,但记不起是在哪家酒店举杯相庆的……新中国成立后,丰子恺来到上海,那时罗洪已是杂志社的编辑,于是,丰子恺成了罗洪的作者。

问谁对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深,罗洪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巴金的名字。“那时,我看了巴金的《电椅》《灭亡》,觉得巴金的作品有新意,是个新派作家。这种新意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,只一下,就把我牢牢地吸住了。从此以后,我天天看巴金在报上的连载,真正佩服他。和朱雯认识后不久的一天,朱雯提到了巴金,说他和巴金有书信往来。我一听,高兴极了,连说几遍‘太好了,太好了’。朱雯问我何以这般,我告诉他说,自己早就想认识巴金,只因没人引荐。朱雯说‘这好办,我写封信给他’。巴金接受了我的请求,回信说欢迎我们。我记得很清楚,巴金住在当时的环龙路(今南昌路)上,房子不大,陈设简单,书桌上有个书架,上面堆满了书,只留下一点点空间,可就这点儿空间,也被巴金的稿纸霸占了。那天巴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还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西餐馆吃西餐。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,所以印象特别深。巴金有一个习惯,写好一部作品,就要到外地走走,散散心,调节一下心境。于是,朱雯就在一封信中邀请巴金去苏州游玩,巴金欣然答应。那时,我已在苏州工作,这样我们和巴金又在虎丘塔下重逢了。再后来,我和朱雯结婚回到了松江,再次发出邀请,请巴金出来游玩。当时,松江有个新松江社,三层楼房,是松江100名知识分子每人捐100元集资造的,大约是在1935年落成的吧。新松江社里有举办结婚典礼或讲演用的大厅,有客房,每间客房里有两张床,凡是捐钱者的客人,都可以入住。巴金那年来,就住在那儿。”

1938年,罗洪在桂林认识了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;1946年,两人又在上海重逢,不久以后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,天长日久,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;再后来,萧珊患病而逝。罗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不愿意相信萧珊已与世长辞。1979年秋天,罗洪写下了《怀念萧珊》,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年轻可爱的萧珊,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萧珊深深的追忆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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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名家1959年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。左起何功超、唐弢、魏金枝、罗洪、萧珊、工作人员、巴金、柯灵、辛笛。罗洪说:“伊拉都走了。”

“我认识萧珊是在1938年。那时我们住在广西桂林,有天晚上我们在丰子恺寄寓的旅馆里聊天,忽然听说巴金从广州来了。我们马上去看他,就在那里跟萧珊第一次见面,她途经桂林,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去念书。我那年二十七岁,她还不到二十,只十八九岁的模样。她给我的第一印象,便是年轻、活泼、精神饱满、热情洋溢。在桂林,我们四个人,还有鲁彦,一起去游了象鼻山、七星岩。在漓江旁边,萧珊那种跳跃的欢乐姿态,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,四十年了,一点也没有淡忘……”

“……七年多了,萧珊离开了我们。可是她的音容笑貌,仍然常常回旋在我的耳际,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们在新安江畔一起拍的几张照片,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我所有别的照片一齐散失了。可是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借来,翻拍放大了,搁在我的斗室里。有时候我朝它凝望,想起正在新安江水库工地参观访问的情景,仍历历在目。那站在我背后的萧珊,仰望着高高的水坝,好奇地问着,又问着,对新鲜的事物,总是有极大的兴趣。她,还是那么年轻,那么活泼,那么精神饱满,那么热情洋溢。望着望着,我的视线模糊了,我的眼睛湿润了,因为我心里很清楚,萧珊再也不会回来的了。”

“时光真是快呀,都大半个世纪过去了,现在年纪大了,放松了自己,不太写了……侬晓得吧?”罗洪说,“如果年轻一点,我一定还要写的,可毕竟老了,写不动了。朱雯走了,施蛰存走了,巴金也走了,好朋友都一个个地走了……实际上我想写,蛮想写咯,特别是想起他们的时候。一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,我就不安,就想写。晓得吧,以前施蛰存活着的时候,我每年都要去他家看看这个老乡的,我们一见面,他助听器都不用,就用家乡话讲,讲得交关开心咯。巴金长朱雯6岁,我把他当兄长看待的。我第二次见他的地方是苏州一个叫吴苑的茶馆,那时吴苑茶馆苏州有好几家,虎丘塔附近也有一家。后来我和朱雯请他同游松江的九峰三泖,品尝四鳃鲈鱼。我和朱雯结婚的日子巴金60多年后还记得。有一次我去看他,他笑哈哈地说,朋友当中,只有你们俩正式举行结婚仪式的。他的话让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以前巴金住在武康路,我常去看他,后来他住进了华东医院,我也去。巴金100岁时,我送了百朵玫瑰庆贺,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,隔着玻璃窗……”

流年如风,吹走无数灿烂辉煌的生命。曾经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作家大多已谢世,女作家里,而今依然在世的,恐怕唯有北京的杨绛了(注:文章写完尚未发表时,杨绛已于2016年5月25日逝世)。

“杨绛是朱雯东吴大学的同班同学,我和她时有书信往来的。杨绛话不多,三言两语,但感觉很亲切。她只比我小1岁,也老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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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洪说,“这在钱锺书杨绛家里拍的,那年我和朱雯去北京。”哪一年呢?罗洪说,“反正是七十年代里的一年。”

第二次采访罗洪,是2007年的春天。

那年罗洪97岁。

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。天下雨,雨点子很密。上海的马路被雨水淋得湿湿的,雨点落在上面,溅起一朵朵小银花。我再次摁响了罗洪家的门铃。

上楼的脚步蹬蹬蹬,急得。刚拐上二楼,我就听到了开门声,还没等我走到门口,罗洪已经站在了门口。

“欢迎侬来。”罗老笑意吟吟地向我伸出了手。

时隔5年,我和罗洪又面对面地坐着,又开始聊着,唠叨着一些过去的、现在的事,说到开心的时候,罗洪还是会张着嘴发出笑声,而笑容依旧随缘而自然,依旧感染着我,依旧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乐。

“1932年暑假,我和朱雯回松江定居,在城里租借了房子,开始了创作生活,与社会的接触也开始广泛了起来。由于松江离十里洋场的上海只有几十里路,所以上海滩的繁华风气不免会传到这个县城里,标志之一就是有人在汽车路起点站附近建造了松江第一幢洋房。房子刚落成的时候,很多过路人都驻足观望。房子的主人有自备车,来去上海十分方便,便在上海有了事业。由此,沉睡的县城苏醒了,有钱的乡绅老板不满足在本地发展,纷纷去上海做大买卖。这以后,沿着汽车路,茶室、剧场也先后建成,三教九流的人物常常聚集在那儿,争吵殴打事件时有发生。于是,松江知识界的人士就开始筹建新松江社,提倡高尚的娱乐,改变小市民的陋习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产生了一个想法,把一些热衷于发财的乡绅老板写进文学作品里,记下这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真实的片段。我还从没写过这样的人物呢,就在我萌发这意念的时候,茅盾的《子夜》出版了,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,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。毫无疑问,它对我最终动笔写《春王正月》有着明显的触动作用。但当时我还年轻,涉世未深,缺乏实际的生活经历和体验。于是我开始观察和体验生活,这过程就比较复杂了……1937年的五六月份,《春王正月》出版了,但两个月后,就是八一三战争,因此,估计当时看到它的读者不会很多。抗战胜利后,巴金在他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上重印了《春王正月》。关于这段历史,赵家璧在《书比人长寿》中一篇题为《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》的文章里有所记录。他以当时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身份说:‘这位女作家的处女作确确实实是通过我这个青年编辑之手,第一次送到读者手中的。可惜出书后不到两个月,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在沪爆发,印好的第一版书,未及向外地全部分发,地处战区的良友公司的厂房仓库,尽毁于日寇炮火下。现在此书在读者手中留存的极少,难怪许多读者都不知道这部长篇,连研究罗洪作品的人也很少谈起这本处女作。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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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里说的处女作,可能是指我的长篇小说而言的。”罗洪说:“叫人意想不到的是,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却藏有这本小说,加州大学台湾人郑树森教授曾对此做过介绍和评论,发表在台湾《现代文学》月刊上。”

说到这儿,罗洪轻叹一口气:“半个多世纪后,我重读这部小说,有许多感触,有惭恧,有惶悚,有惊异,那么小的年纪,却对那样重大的题材感兴趣,而且敢于触碰,还涂抹成篇,这恐怕只能说是出于青年人的一股锐气,也就是所谓的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吧。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尽管幼稚可笑,但我对于这个题材还是非常喜爱的……”

由《春王正月》引起,罗洪的话匣子如窗外雨水似地流畅了起来……

一开始,罗洪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,特别关注农民的生活,这在《到哪里去》和《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》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。那时期她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王统照编的《文学》、施蛰存编的《现代》以及《大公报·文艺》《国闻周报》等刊物上。

1935年,罗洪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腐鼠集》的出版,奠定了她现实主义作家的基础,她开始把国家的命运、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。于是有了1937年的长篇小说《春王正月》,有评论说,这部小说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。郑树森在《读罗洪小说札记》中说:“……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,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,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,作者并不啰唆,也相当有控制。在题材和人物上,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。文字方面,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‘新文艺腔’的毛病,相当朴素简洁……此外,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,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‘闺秀派’‘委婉纤柔’的作风,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、个人情绪等‘茶杯里风波’。这应该是她比较特殊的地方。”

1937年,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罗洪的短篇小说集《儿童节》,编入巴金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第五辑。

抗日战争爆发前夕,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像毒蛇一样咬噬着罗洪的心。她用愤怒的笔,蘸着民族恨、国家仇,写下了《白的风暴》《血淋的手》《血》等短篇小说。

七七事变后,罗洪随朱雯到了长沙。在那里,她遇到了鲁彦、张天翼、田汉、茅盾、曹禺等人,并在鲁彦、田汉办的《抗战日报》上发表散文和小说。

1938年初,罗洪又随朱雯到了桂林。那些日子她写了不少作品,在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、戴望舒主编的《星岛日报》以及汉口和长沙的《东方杂志》《少年先锋》等报刊上发表。在桂林,她还遇到了丰子恺和阔别了多年、随上海救亡演剧队来到广西的王莹。后来巴金、鲁彦、杨朔也到了桂林,她常和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论国事和文学。这段经历不仅让她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,也让她更深层地看到了社会的美与丑、真诚与虚伪、人道与无道。

回到上海,看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上海,罗洪更是心潮难平:前方弥漫着不散的硝烟,同胞在流血、父兄在战斗,我怎能安享生活!于是,她以笔为武器,写下《后死者》《感伤的少尉》《脆弱的生命》《流亡者的悲哀》等作品,分别发表在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《文艺新潮》和柯灵主编的《文汇报》副刊《世纪风》上。这些作品,后来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散文集《流浪的一年》(1939年,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)。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,则编成小说集《为了祖国的成长》列入巴金主编的《烽火小丛书》(1940年,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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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洪部分著作的书影

1942年至1943年间,罗洪在柯灵主编的《万象》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《晨》,即《孤岛时代》(1945年,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)。

1943年5月,朱雯因“抗日罪”,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,受其牵连,罗洪也被抓去审讯。后来夫妇俩避难到了安徽屯溪。其间,她写了《友谊》《践踏的喜悦》《王伯炎和李四爷》等短篇小说。在谈到《践踏的喜悦》时,她说:“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,上海在魔掌之下,是怎样的恐怖,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,唯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;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,建筑他们的美梦。”

罗洪说她创作激情最高、写作欲望最旺、笔耕成果最多的时候,是在抗日战争中。那个时代激发起她“奔腾的热情”,“油然而生同仇敌忾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”,“创作的冲动极为强烈,滔滔汩汩,文章像奔涌而出似的”。抗战胜利后,她抱着极大的热情,“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……”她编辑了两部短篇小说集《这时代》和《鬼影》。那时期,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。那时,朱雯正在翻译阿·托尔斯泰的三部曲《苦难的历程》,她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,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……

那天告辞罗洪走出大门,我回头再三,感慨无限:普通的阳台、普通的天井,住的却是一位从20世纪30年代繁华租界和苦难孤岛中走过来的小说家。面对这位小说家,我是那么的肯定人间缘分的奇迹。这奇迹使我的触角已远远地超越了单纯的采访,而产生一种非同一般的情感。这情感不仅让我见识了一代小说家的风貌,更让我目睹了岁月沉淀夯实在她身上的根基。这风貌、这根基,是大多数作家没有的,这是一个事实。

回家重读罗洪早期的作品,竟有了新的体悟。当初罗洪就明白文学这条路的崎岖和坎坷,可她偏偏就走上了这条路。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日子里,当局一片腐败、各地灾荒连年,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岁月里,年轻的她怀着一颗抗争之心,义无反顾、无怨无悔地拿起了笔。她的小说不轰轰烈烈,但撼人灵魂,这在那时代的女作家中不多见。她的创作风格,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,因此不见闺阁气息,更不见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。正如她自己所言:“我不断地接触到许多悲哀痛苦的人,在人们的笑影里我看到泪痕和欺诈,幸福和愉快实在太缥缈了……”她还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,她说:“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,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,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。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,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。”(《鬼影·序》)

难怪早在20世纪40年代,赵景深就撰文评述罗洪:“现代女小说家向来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,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,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圈子。但罗洪却是写实的,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,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。她描写的范围广阔,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。倘若容我说一句臆想的话,那么在我的阅读范围内,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,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。”

也难怪对文学作品向来挑剔、苛刻的施蛰存,对他的乡妹,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:“罗洪是一位侧重于性格塑造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在外国现代文学中,英国的曼殊斐儿、法国的高莱特,她们的小说,也都是不措意于故事结构,而把细致的笔调用于刻画人情世态,罗洪正是这样的一位现代作家。罗洪之为人,是典型的江南女性,理智控制着热情,冷静的观察代替了浪漫的幻想。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,正好说明了‘文如其人’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。”

还难怪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罗洪《薄暮的哀愁》一书时这样评价她:“这位曾经称誉一时的、多产而风格独特的女作家21岁便开始了写作生涯。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,因而其小说常常涉及当时许多女作家难以描述的题材,透露着她对各阶层人民生活深深的同情。她还善以其独特的笔触渲染哀愁伤感的氛围,透出沉郁凝重的风格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她的小说更增添了一层激昂悲愤的情绪。罗洪的小说注重细微而精致地描述人的心理活动,给人以竭尽人情世态众生相之感,使人能更深刻地感受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。”

中国文坛108岁最年长的上海女作家罗洪 - 江蘇羅會清—羅氏傳媒 - 中華羅氏傳媒網

这张照片哪年拍的?罗洪说,“记不清爽了。好像80年代当中。”说到什么了这么高兴?罗洪说,“也忘记了。总归是开心的事体。”

晚年的罗洪文章越写越短,但就像她的文字,朴素、平静,看似平淡,实则深含着一位真正的小说家对人生的思考、反省和提炼。她的每一行文字,秀逸中透出真诚和爱心,淳厚里溢满激越和苍劲,每一个句读都刻录着一个时代、一代人对人生真实的理解和担当,而这些,都无不给后人以启迪、以光明和澄静。

其间,罗洪有一个心愿,就是将曾经出版过的《孤岛时代》的情节全部推翻重写,书名为《孤岛岁月》。因为罗洪无法忘却、也不能忘却上海沦陷的那些岁月,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时时缠绕着她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她一直没能动笔,直到1996年。那年罗洪不慎摔了一跤,右臂骨折。这次意外,使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86岁了,时间已经不允许她再等待了,再不动笔,自己的心愿可能会成为永远的遗憾。于是,待到石膏拆去,罗洪就动起了笔。可是,还没彻底痊愈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,大拇指根本就不能动。但罗洪没有退缩,她试着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笔杆,然后用左手推着笔杆写。这办法很勉强,只能站着写,速度很慢,每写一个字,手指都会钻心的疼。可86岁的罗洪咬牙坚持着。两个月后,罗洪硬是将初稿坚持写了出来。

当初听到这故事,我感动。现在写下这个故事,我还在感动。我总记得那个雨天,97岁的罗洪坐在我面前,仰着脸,始终精神饱满,和我说着一些听似零零碎碎却让我几次扪心自问“换作我,也能这么一往情深地对待文学吗”的话。我还记得那天我握着罗洪的手,她突然说了句:“我也老了。”她的“老了”说得有些伤感,我跟着伤感,那刻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陪她一起听雨声哗啦啦地将她从前的故事渗入大地,永存。

2002年我写下《走近罗洪》,2007年我写下《亲近罗洪》,从此我每年至少两次去看望她。每次我都会给她带去松江大米“老来青”,对她而言,“老来青”就是故乡。每次她都会早早地等候在门口,笑得开心,先说“许平同志,侬来,我交关开心”,再说“没有比‘老来青’更好吃的大米咯”。每次我都会拥抱她,然后扶着她进客厅,然后挨着她坐下。

敬爱罗洪。以至每次告别她后我都会想,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,现在还有多少人知晓呢?

贺百岁,我去看罗洪。她用钥匙启开书橱,我看到王安忆张罗出版的《孤岛岁月》和《罗洪文集》,上海作协出版的《七人集——“30前”上海女作家絮语》。

《七人集》收入了七位从80岁到100岁健在的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,罗洪以百岁高龄领衔。王安忆作的序。关于罗洪,王安忆有这样的描写:

一个暑日的傍晚,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,走下罗洪先生,穿一件蓝布旗袍,夹一卷毛巾毯,径直走入我家房间,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,里面裹着一匣冰块。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,吃冷饮无可餍足,于是,便给我们送冰来了。冰块哗啷啷倾在大海碗里,罗洪先生坐都不坐,卷起毛巾毯就走,三轮车还停在后门,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……罗洪先生,可算是母亲的前辈,直接从“五四”走来。然而,坐在她跟前,你又忘了这一茬。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,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。她呢,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,不出自家门,便知天下事,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。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,而是一个知识者,得科学与启蒙正传,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。近年来,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,一个知识分子,要说有什么遗赠,无非是书籍,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,我竟也获得一份,一套中华书局的《李太白全集》。书中夹一信,字迹端正娟秀,嘱我“读一首二首诗”,如何清逸远致,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,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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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元宵日,许平看望罗洪。罗洪说,“今朝要吃汤圆咯。”

我请罗洪就百年人生和文学情缘写篇短文给我,她说:“过这百岁的关,实在不容易,有些单位要我参加座谈会,谈谈百岁人生,我无论如何不肯同意,好不容易推掉了。要我写点短文,也没有同意。实在是我在漫长的岁月中,虚度岁月,大家的好意,我实在没法回报。现在你要我写篇短文,我也只好使你失望。”

《磨砺》跟百岁无关。这年《上海文学》6月号,罗洪的短篇小说《磨砺》赫然出现。相信不止上海文坛为之惊叹。百岁高龄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,中国文坛史无前例,罗洪创造了新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。

从1930年开始在《真善美》杂志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至今,罗洪的创作生涯已达80多年。80多年,横跨两个世纪,这位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。

钱锺书说她“真奇才”,赵景深说她是“真正的小说家”,赵家璧说她“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是大手笔”……

好几次罗洪说:“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也未必对。冰心、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,包括白薇,我蛮尊重她们的。我是晚辈。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好一点,我不赞同。我写作时间不短,但质量太差,交关惭愧。”

我该怎么描绘罗洪说这话的心境呢?是名利于我如浮云的超脱,还是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的豁达?

有人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,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。对这话罗洪有什么看法?

“我没啥看法。我从来没放在心上,各人有各人的看法,这是无所谓的。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,名啦利啦,不看重咯。”罗洪如是说。

忘了哪篇文章哪位作者说,罗洪还健康地活着,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,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,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、平静而安详地接受斜阳照射的线装书。

平静安详之中,罗洪偶尔会和老朋友杨绛通个电话。“前几年还写写信,现在基本不写了。现在打打电话。我耳朵不好,杨绛耳朵也不好。两个老太说话,都是自顾自对着话筒说几句,对面说什么都听不到。蛮好白相咯。”

百年沧桑,百岁风雨,化为一句“蛮好白相咯”,何谓心静如白莲!

后记

2014年2月,罗洪摔了一跤,股骨颈骨折,之后卧床。我再去看她,没了她等候在门口的身影,有了我进门直奔她床边的急切。

2015年春节,我惊喜地看到她竟然可以下地,在轮椅上小坐一会儿。

2016年元宵节这天下午,106岁的她靠在床上,眯着眼露着笑,朝我挥手示意。我看到:她面前的床桌上,一张新华每日电讯,一个放大镜。我摁响门铃前的一分钟,这位从30年代走来的小说家,正在看报!

 

  编辑:罗会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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